潮剧评｜浙产剧《长安的荔枝》：权力隐喻下的文明镜像与人性微光

潮新闻客户端 霍文博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正在热播的浙产剧《长安的荔枝》，围绕荔枝长途转运时经历的各种传奇，将权力、文明与人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一幅细腻的画卷般徐徐呈现在观众眼前。

那鲜红欲滴的荔枝，映射出“数字劳工”的艰辛；甘甜多汁的果肉背后，隐含着消费主义对历史记忆的消解；而那看似不可思议的荔枝运输奇迹，实则揭示了人性在权力碾压下仍能坚守尊严的动人真谛。

《长安的荔枝》中，权力隐喻的根源，在于岭南荔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的独特特性。

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时代，唯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者，才会不顾一切阻碍地获取这一珍馐美味。

人的欲望在物化的过程中，让荔枝的属性发生了质的蜕变。它不仅仅是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珍馐果品，更是权力游戏中的一个冰冷符码，成为皇家特权的象征。

剧中，“荔枝使”李善德看似权力的执行者，实则不过是权力机器下的牺牲品。

为了完成那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荔枝运输重任，他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奇思妙想，只为延长荔枝的保鲜期。

这一幕，不禁让人联想到当下外卖骑手面临的“配送时效”困境。李善德计算荔枝腐烂变质时限时那焦灼不安的神情，与外卖骑手计算配送时间时忐忑不安的心理，跨越时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在本质上，李善德得出的“每延半日腐率增三成”的计算公式，与外卖骑手所遵循的“预计送达37分钟”理念如出一辙。

他们都是权力体制对个体生命进行精密切割的产物。这种古今相通的生存焦虑，在权力异化的推动下，无情地剥夺了人的尊严，使得“数字劳工”在看似透明合理的规约支配下，陷入了更深层次的生存困境。

在故事世界的设定上，《长安的荔枝》极为重视仪式的表演性，从中隐隐透露出消费主义对历史记忆的消解。

剧中，荔枝运输的每一个环节都弥漫着仪式化的气息。无论是岭南那紧张而有序的采摘与封装，还是驿站间接力般的转运，整个荔枝运输过程宛如一场精心编排的舞台戏剧。

特别是当名贯古今的“妃子笑”惊艳登场时，阿僮被连根拔起的荔枝园、口吐白沫倒毙在驿道旁的马匹，以及累死于青石板上的驿卒，所有这些惨痛的牺牲，瞬间都变得“值得”起来。

消费主义促成的对历史记忆的消解，一旦失去制度的约束，便极易被美化成所谓的“盛世气象”。

依托奢侈消费、过度消费打造出来的“繁荣”，本质上是对资源的疯狂垄断、对生态的肆意掠夺。《长安的荔枝》正是通过对这一畸形消费主义的深刻批判，解构了在权力支配下，消费对资源的垄断本质。

在权力机器的残酷碾压和消费主义的双重驱使下，《长安的荔枝》通过李善德的人生经历，闪耀出个体尊严的熠熠微光。

作为明算科出身的从九品小吏，李善德的人格充满了矛盾的色彩。

他既有着用盐水、冰块、竹筒反复试验荔枝保鲜术的技术官僚的那股较真劲头，又有着拒绝欺上瞒下、固执寻求最优解的古代知识分子的良知。

这种被人嘲讽为“迂腐”的操守，虽然与“和光同尘，雨露均沾”的官场生态格格不入，却是小人物在体制缝隙中维护自我尊严的一种有效方式。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李善德在完成艰巨的荔枝转运任务后，对高官厚禄没有丝毫热切期待，而是毅然选择恬然退隐，在岭南安心种植荔枝。

这一举动，既是他对自我的救赎，也是对官僚体制异化的主动反抗。

在权力洪流的裹挟下，他依托对内心净土的坚守，完成了从“官僚”到“人”的华丽蜕变，达成了维护人性尊严的目标。

从一位挣扎于官僚底层的小吏到良知复苏的智者，李善德的转变是《长安的荔枝》里一道令人炫目的亮丽风景。

在权力齿轮和消费主义车轮的日夜转动中，李善德式的蜕变或许微不足道，但在他身上折射出来的人性微光，却能够映射出真正文明的标杆。

那些倒在荔枝道上的无名者，他们的血泪渗入历史的土壤。

《长安的荔枝》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一旦权力异化为欲望、消费演变成消费主义时，就极易成为吞噬人性的可怕怪物。

而当个体出现觉醒，踏上自觉抗争的道路时，便是拥有了抵御这种异化的坚强力量。无论是鲜甜甘美的荔枝，还是其背后隐藏的本质，都在时刻提醒人们：文明的真正进步，不在于权力的强大或消费主义的盛行，而在于每个人能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坚守自我，保持人性的温度。

当电视的画面定格在那颗抵达长安的鲜艳荔枝上时，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枚水果，而是权力隐喻下的人性微光。

在这道人性微光中，人类的文明镜像照彻的是理性的辉煌，指引着我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浙大城市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长三角纪录片创作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霍文博）

（图片源于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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